从南通到义乌
                                                        ——丁玲1983年5月在江浙

                                                                               李向东  
 
        5月23日，在南通出席狼山广教寺法乳堂18高僧瓷砖壁画揭幕仪式
　　
        1983年5月19日中午，丁玲与陈明登上从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他们坐的是软卧车厢，这列火车上还有好几位文化界名人：楼适夷、张仃、郭兰英、楼乾贵、文怀沙、康殷等，他们都是应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邀请，去南通参加狼山广教寺法乳堂18高僧瓷砖壁画揭幕仪式。那时火车上还没有空调，只有吊扇，陈明日记说：车厢内闷热难当。
        20日凌晨4时抵达南京，住进金陵饭店，上午，丁玲、陈明往中山门外苜蓿园，寻访丁玲1936年曾经居住的旧址，栖霞寺、明孝陵均匆匆一过。下午去雨花台，买了一些雨花石，花去10元。
        21日傍晚，他们一行乘坐东方红号客轮，22日一早抵达南通。23日上午9时，出席狼山广教寺法乳堂18高僧瓷砖壁画揭幕仪式。
       狼山面临长江，海拔只有一百多米，因广教寺而闻名。广教寺始建于唐代，法乳堂为主体建筑，为了重兴寺院，选定鉴真、玄奘、鸠摩罗什、弘一等十八位高僧，邀请祖籍南通的画家范曾为之造像，再由北京市工艺品厂烧制成每块高约2米、宽约1.2米的瓷砖壁画，镶嵌于法乳堂内东、西、北三面殿墙上。说明文字由文怀沙撰文，书法家康雍篆刻。这一组瓷砖壁画，书、画、文俱佳，制作工艺精湛。参加揭幕仪式的，还有钱千里、侯宝林、黄宗英、方成、顾尔谭等文化界名人。揭幕仪式后，来宾们登上狼山顶，眺望长江景色。当晚举行晚会，楼乾贵、郭兰英、王莉等都表演了节目。
       丁玲在南通，还参观了工艺美术研究所和扎染厂，应广教寺主之邀吃了斋饭，出席了市委召开的座谈会，5月25日下午1时半乘车离南通，晚10时半抵达上海，住入龙柏饭店。她此来上海，是应《文学报》主编孙峻青之邀，为文学青年讲课。
       这是丁玲最后一次来上海，住了两天，5月26日下午3时登门看望巴金，送了一束菖兰，并转达她四月出访法国时，法国朋友对巴金的问候。巴金回赠新出版的《巴金散文选》。丁玲还看了作家吴强。5月27日上午去人民大舞台，在《文学报》与山西刊授大学联合举办的“文学创作与中文教学讲座”开学式上讲话，后来整理成文的题目是《走正确的文学道路》，孙峻青主持，听众踊跃，气氛热烈，过道和走廊也挤满了人，掌声不断。讲话毕，丁玲买了鲜花，去龙华烈士陵园凭吊胡也频。下午坐火车离上海，晚6时半抵杭州。黄源冒雨接站，安排住在西湖边上的新新饭店。
      丁玲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5月30日至6月2日在浙江省义乌县召开的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这个会由义乌县文联具体筹办，他们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最初的计划，是以县委名义召开纪念冯雪峰同志诞生八十周年大会，规模较大，浙江省委批示了他们的报告，县委开了常委会，听了汇报，下了文件，组成了筹备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但是省委宣传部上报中央宣传部之后，中宣部来函，要求“不要搞大规模纪念活动，但义乌县文联可以开展一些学习、讨论活动（这种活动是不用花多少钱的），对拟写整理出的有价值的文章、资料可送有关刊物发表。”
       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宣部指示，给义乌县打电话，对会议和纪念活动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主要是：1，县文联主办，省文联协助（原先决定是联合举办）；2，不用纪念冯雪峰同志诞生八十周年的名义；3，不开纪念会、纪念大会，只搞学习、讨论、研究活动；4，参加人员以本省、本县为主，外地人士原则上不邀请。
       这样一来，义乌县的计划就要做较大修改。县文联两次去杭州，与省文联协商，省文联党组书记高光亲自出面，商议的结果，认为中宣部的指示精神是要节约办事，不搞形式主义，重在抓实的东西，出实的成果，决定把会议名称改为“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主要内容是老同志回忆座谈，和讨论学术论文，该邀请的人照样邀请，新闻单位（初拟为光明日报、文学报、文汇报、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浙江电台、电视台等等）照样发邀请函。回到县里汇报后，县委指示，邀请范围，外地主要是有论文寄来的同志。
       到五月初，会议收到十三篇论文，共约二十万字。筹办方早已把楼适夷、骆宾基、冯夏熊、陈早春、朱正、陈琼芝都列入有论文者的名单，楼适夷写有《怀念雪峰》，骆宾基写有《初访神坛（第一夜）》，陈早春、陈琼芝与朱正打算合写《雪峰传》，而朱正已经写信说有论文带来，雪峰的长子冯夏熊则有《冯雪峰的一生》，他们都符合有论文的参会资格。而丁玲和陈明则属于重要嘉宾。
       抵达杭州当晚，准备去义乌参会的骆宾基、杜鹏程、包子衍等人来看望丁玲，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高光向丁玲介绍了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的准备情况。丁玲在杭期间，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省政协主席王家扬也来看望。
 
       5月28日，在杭州看望陈学昭
 
       丁玲在杭州，只在5月28日住了一天，唯一的活动是看望了一个老朋友。下午3时，黄源引路，去龙游路看望陈学昭。陈学昭在一个多月之后写的《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里说，她和丁玲“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同年12月8日，丁玲给陈学昭写信说：“今春我去看你时，你还致力于翻译工作，发虽白，而心更红。我看到那种年轻的活力，仍显露在你的眉眼间，浮泛在微笑中，我是多么的高兴啊！”
       丁玲上次来杭州，还是30年前，1954年7月，她去黄山写作《在严寒的日子里》，从杭州路过。7月7日中午抵达杭州，住西泠旅舍。她在日记里说：“特别想去看看陈学昭，所以决定留一天，明天不走。”8日早晨广播说有暴风雨，丁玲仍然冒雨去梅家坞，看望为写《春茶》在那里体验茶农生活的陈学昭，但陈学昭进城去开省委会了。傍晚陈学昭来西泠旅舍看她，一起吃了晚餐，直到晚10时方才离去。
       丁玲与陈学昭1938年8月在延安相识，但并无深交。1949年春天在沈阳，两人都住在东北鲁艺，丁玲写访欧散文，陈学昭来养病，两人住了一个月，来往较多，成为朋友。丁玲在日记中评价陈学昭说：“觉得她还能懂得些人情，还可谈，还不浅薄，而且是一个较天真的人。”那年7月，她们一起在北京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会议期间拍了合影照片，留下美好的回忆。
       全国解放后，丁玲在北京，陈学昭在杭州，但书信来往很多，陈学昭心地善良，处世简单，多年来孤身一人，工作也不大顺心，常常心情郁闷，有时向丁玲诉说，有时向她求助，丁玲总是尽己所能，在工作安排和创作上给予帮助。陈学昭也在信中说丁玲“是一个厚道的同志，不挖苦不打击人，而且敢于挺身而出”。
       但是在1955年8月中国作协召开的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党组扩大会上，陈学昭突然揭发了丁玲很多问题，一些内容耸人听闻，例如：丁玲在杭州跟她说，检查《文艺报》是“整了陈企霞，也整了我”；丁玲说：“你应该有一本书，草明、白朗都有一本”；丁玲说白朗历史上有问题，但仍被重视，历史清白有什么用；丁玲说“只有毛主席了解我，毛主席说的，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只有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是没有份的”；丁玲说洛甫地位不如李富春，过去犯过错误；丁玲憎恨周扬，在小组会上骂周扬卑劣无耻，见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等等。后来丁玲在1956年8月写的辩正书中，用了很大篇幅反驳陈学昭，认为她的揭发都是“捏造的事实，过火的认识”，“陈学昭的发言，不是造谣，挑拨，就是极力夸大渲染，歪曲当时情况。”
       1956年秋天，中宣部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进行复查，复查小组的丁宁去杭州，找陈学昭核对她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的揭发材料。陈学昭安排丁宁住在自己家里，不愿回答她的问题。一天深夜，陈学昭把丁宁从睡梦中唤醒，告诉她：“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都不作数！”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丁玲与陈学昭都被打成右派，再无联系。这次丁玲主动登门来访，陈学昭很感动，1983年7月10日，她写了一篇《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讲述她1955年去北京参加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发言的经过。陈学昭写道：
       “到北京后，我被编在一个学习小组里，是根据各人所从事的写作专业，还是所属的地区来编的？我不了解，当然也不便探问。记得当时有个规定，不能外出串门，这大约是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交谈情况，互相包庇、隐瞒。每天都是学习，或是自学，或是小组会，或是大会批斗，或是小组长找去谈话，事实上是动员交代。”
    “过了两三天，不知怎么一来，情况变了。这天下午，小组长Y叫我进一间小屋子里，该是这次学习的领导同志们的办公室吧。进门靠右边的墙有一对沙发，他先坐在靠里的一张上，要我坐靠外的一张。他开始对我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回答：‘没有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这实在是真实的情况。‘你好好想想，她和你谈些什么？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Y的口气很严厉，带着威胁。接着，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向门外走时，他站在门外的走廊上，对我说：‘你好好想想！’”
    “次日午后，这位小组长又找我到那间办公室里去，副组长也进来了，坐在一张木椅上，面对着我。组长和我还和昨天下午那样分坐两张沙发，我坐靠外的一张，他靠里。Y对我说：‘你想过没有？丁玲平常对你说些什么？’‘说些什么？’我反问了他一声，他呆了一下。我说：‘我忙着写《春茶》，她鼓励我写好工农兵，她说白朗已写出了一本，草明也写出了一本，她也写出了一本。’Y不出声了，而副组长在微笑着。‘好吧，再去想想！’Y站起身来，说，我也就立起来，向门外走了。
    “过了两天吧，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都按时进了会场。我进场时，前面都已坐满，我坐在最后几排里。主持大会的同志宣布第一个发言人是Y。接着，Y走到台前，声称目前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1985年2月，住在绍兴的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给丁玲写信，诉说自蒋光慈逝世后自己一直独身，生活坎坷，现在一个月才五十元，生活艰难。丁玲很同情她的境遇，给黄源写信，希望浙江省文联能稍加照顾，2月21日给吴似鸿复信：“读来信，深有感慨。一晃五十四年，你来我家时的印象，我至今也还是很清楚的。我给黄源同志去了一信，希望他能对你有些照顾，我还给陈学昭同志也去了一信，望她从旁边说几句话。她是一个有正义感的女同志。”。丁玲写给陈学昭信中说：“我以为你还是能理解她同情她的。至少在精神上有点慰藉。你不嫌我太唐突了吗？她也不一定来，如来看你，望接待她一下，如能在文联说一句半句话，也许有点效果。自然天下事都不能如我们的意愿。”
 
        5月30日，在义乌见到林希翎
 
        1979年10月22日，林希翎给丁玲写来一封信：
 
丁阿姨：
   您好！记得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挨批时，我看到有的大字报中竟把我同您扯在一起，说我是受您的作品“莎菲女士”的影响而当了右派的，其实当时我既不认识你，也未读过你早年的作品“莎菲女士”，而我的母亲倒是读过。
   今年四月间我来京后碰到文艺界的几个老朋友，他们竟同我开玩笑，说我现在的形象很像四五十年代的您，因而叫我“小丁玲”。由于好奇，在友人的带领介绍之下，我总算见到了您。果然我们的外貌体型有些相似，命运亦相同。惟有不同之处，便在于我的才能远远不如您，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作家，老战士，是我们的老前辈，我哪有什么资格能与您这位大师相提并论啊！不过，当我读到您在现在发表的一些新作品后，对您怀着更大的尊敬，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我于六月回浙后处理了家务，送走了老母和幼子（这一老一小已去香港探亲）于国庆节从广州又回到了北京。在那次参加侯金镜同志的追悼会上我也看到了您，但会后我未找到您。我曾给您打过多次电话，您的电话很难打，总是占线打不通。因为忙和病，也未能来看您。
   我的问题还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有“凡事（是）派”极左分子顶着。在这次文代会上可能有些朋友将替我呼吁一下，不知您能否也仗义执言，为我鸣一下不平？我心身痛苦极点，简直到了绝望的地步……上次给您看的那份材料请寄还给我（我手头没有，需用）盼覆。等我病情好些时，将来拜访您。问好陈明叔叔。宋锡阳同志现在哪里？
   祝您健康长寿
                                        来信寄：本市地安门恭俭胡同15号即可
                                         程海果（林希翎）匆草于10，22病中
 
       从这封信的口气看，林希翎四月来京，六月回浙，在这期间见过丁玲。国庆节后她再次来京，在10月6日举行的侯金镜追悼会上又见到丁玲。她信中问“宋锡阳同志现在哪里”，笔者疑为宋谋瑒，原《长江文艺》编辑，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山西长治市的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当教师，丁玲、陈明1975年从秦城监狱释放后被安置在长治市郊区的嶂头村，那期间与宋相识，来往较多，关系密切，经常通过宋谋瑒从图书馆借书看。1979年丁玲住在友谊宾馆期间，宋谋瑒来京看望过她。
      林希翎写信的目的，是希望丁玲能在四次文代会上，为她的平反问题呼吁一下。陈明在信封背面写道：“海果来信，10，30已复”。丁玲因为遭受冤屈、错划右派的经历，对于林希翎很可能抱有同情。
11月13日，丁玲因患气管炎导致糖尿病加重，急诊住进友谊医院。11月23日，林希翎到医院探视。丁玲出院后，林希翎12月4日又到家里看望她。第二天林希翎又来，谈拟拍电影事，丁玲以身体有病为由拒绝了，她可能不想与林希翎走得太近。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至11月16日在西苑饭店举行。林希翎1983年5月11日致丁玲信说，“三四年前，当您自身的处境都还很不好时，竟敢挺身而出为我的冤案呼吁了一下，虽然这种呼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据此，丁玲可能在四次文代会发言中，提出过林希翎的平反问题。两个月后，1980年1月15日，人民大学到丁玲家谈林希翎的问题。2月3日，林希翎来访。此后，她们很久没有联系。笔者以为，很可能人民大学向丁玲谈了林希翎右派问题的严重性。
       1983年5月11日，林希翎突然给丁玲写信来。
 
丁阿姨：
   您好！在京一别不觉三年之久了。我从离京南归以来，心身都因伤与病而感到极度的疲惫，懒得和外界作什么来往，尤其是北京那些红人们、权贵们。我只是在乡下过着深居简出的半隐居生活，偶尔也到外地去游一游。于去年夏算是给我落实了一点“知识分子政策”，把我调到了艾青同志的家乡——金华市文联工作，我来这种机关当然是滥竽充数罢了！
   对于您这些年来的创作及社会活动，我也偶尔从报上和广播有所闻，我除了对您默默的祝福之外就别无所言了。三四年前，当您自身的处境都还很不好时，竟敢挺身而出为我的冤案呼吁了一下，虽然这种呼吁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为了政治的需要，我是情愿当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右派”，把这个“右”十字架背到雅雅他。但对于您这份友谊和正直我还是极为珍贵的，再次地向您表示谢意。
   我这里有个“三月”刊物是专发微型文学的，您有空时能赐点小玩意吗？
   从《文学报》上还看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你的新作《我的生平与创作》，老实说，现在让我掏腰包去买这类书我是买不过来的，如果您已没有什么顾忌的话，请送我一本，（还有其他您的作品）那我是会好好拜读的。哈哈！
   问好陈叔叔。祝
                 健康长寿！
                                          林希翎于5月11日
                              （如果肯回信，就寄浙江省金华市文联即可）
 
      陈明在5月18日写了回信，并寄去四本丁玲的作品。
      
      5月25日，林希翎又来信。
 
丁阿姨、陈叔叔：
   您们寄来送我的四本书和附上的信均及时收悉，由于想先粗读一遍，就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
   谢谢您们，深深地谢谢您们，因为您们的作品和经历，特别是您们对我的友谊和关心，都给予我在苦难的人生历程中朝着既定目标继续奋斗下去而增添了信心勇气和力量。
   听说下个月在义乌召开一个纪念冯雪峰同志的会议，您将来参加，不知这消息是否确切？也不知您什么时候能来？我多么希望能在我家里接待您们，只是在时间上不知能否碰得上。因为下个月十日左右我将去广州。若是您这次来到金华、义乌了，我们都未能见面，可就太遗憾了。去年艾青同志来金华时（他还是我们金华市文联的名誉主席呢！）我也正巧在上海，而他后来也到了上海，当时《文学报》的峻青同志曾希望我能参加欢迎艾青同志的接待工作，不知为什么我当时的心情不愿意在这种场面上见到他，所以偏偏在他来沪时，我却回金华了，因而我也是未见到他。后来我们这里一个小刊物编稿时，我奉命为他写了一首诗，曾寄给他过，不知他收到否，也没有给我回个信。见到他时代问好！
   祝您们
           幸福，长寿
                                              晚 程海果于5月25日
 
       这一次，丁玲没有回复她。
       5月29日早餐后，丁玲、陈明离开杭州，中午抵达义乌，住县委第二招待所，林希翎特意从金华赶来，他们见了面。林希翎希望采访会议，但遭到会议主办方拒绝。第二天上午，丁玲在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发言，后来整理成文，题目是《我与雪峰的交往》。5月31日上午，丁玲、陈明与楼适夷、唐弢、汪静之、杜鹏程夫妇等去神坛村参观雪峰故居。神坛村距义乌县城大约30公里。丁玲陈明当晚回到杭州，住大华饭店。6月1日早8时，乘120次火车返京。
       5月30日，林希翎给丁玲、陈明写了一封信。
 
丁阿姨、陈叔叔：
   在我收到了您们的书和信后，总（终）于又能与您们相见了，您们对我一如既往的友情、热情的关怀和苦心的教诲，都使我永远铭记在心和感激不尽的。虽然我本还有多少话想对您们倾诉(其中也包括一部分这些年来在下面听到的对您们的一些意见)，但是看来这次是没有机会再详谈了，因为您们明天就要走了，我也实在不忍心再打扰您们了。现在我唯一的要求是请您们把我附上的这份材料带回家抽空看一看，假如可能的话请在政协开会时将它亲自转交给您们认为有用的权贵人物(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您这次在上海讲的话：历代文人都要投靠一定的权贵这一条是有一定道理的)，倘使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份地位和思想状态不便于替我转这份材料的话，那么请你贴上四分邮票在信封上代写上几个字（寄胡耀邦或赵紫阳均可）往邮筒里一扔了事。我的处境虽然比过去有所改善了，但总因根本问题未曾解决，日子仍是很不好过，在这次会上不愉快的遭遇只是一个小例子。现在我面临的最痛苦的难题是因我的冤案仍在株连着我无辜的亲人——老人和孩子……人们都说我的性格是乐观的，坚强的，但是我常常是强颜作欢啊！我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啊！而人的理智力和忍受力是有限度的啊！假如日后我因为超负荷而精神崩溃了，或最后仍不得不以自杀来控诉和抗议那些吃人者、整人者、造谣者所给予我的无休止的歧视和迫害的话，那么请求您们原谅我的软弱罢！因为我并不是什么铁人，而会成为弱者……别了，送给您们一张去年冬我在广州照的照片留念。
   祝您们一路平安！
                 幸福和长寿！
                             不幸的人 海果草于1983，5，30夜
 
       6月4日下午，丁玲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开幕式。6月6日，她因身体不适，没有参加政协会议，在家里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
   您好！愿您在国事繁忙中身体健康！
   上月末，我去浙江义乌县参加冯雪峰思想学术研究会。在招待所里，遇见来采访会议的在金华地区文联工作的林希翎同志。她有一件呼吁信，托我转呈。我因在义乌只留了两天半，没有与她详谈，也没有时间进行调查，只得把她的呈件寄上，请赐一阅。
   专此致
         敬礼！
                             丁玲  一九八三年六月六日
 
       当日，陈明将信用挂号寄给中共中央胡耀邦同志。此后丁玲与林希翎再无联系。
       丁玲此次出行虽然只有十余天，但这是她最后一次去上海，最后一次凭吊胡也频；她主动看望陈学昭，恢复了几乎中断三十年的友谊；她在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她对于林希翎的态度十分微妙，既保持距离，又送书、转材料。这些，都值得关注，值得研究。
 
（作者系中国丁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轻工报》原总编辑，高级编辑。）